东汉末年到三国，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段乱世历史——得益于《三国演义》，人人都能对汉末军阀聊上几句：冢中枯骨袁公路、好谋无断袁本初、守户之犬刘季玉……

然而，这可能又是普通人最不熟悉的一段割据史。

不管是隋唐之际，还是五代十国，亦或再往后的明清之际，割据军阀们的身份都是鲜明的：要么是农民军领袖，要么是少数民族首领，要么是地方豪强。但这三个标签远不足以概括汉末军阀们的身份：就拿刘备来说，他既不是农民军领袖，也和少数民族扯不上关系，更谈不上是什么地方豪强。

这种身份的复杂性让他们创建的政权也变得复杂了起来，汉末军阀的政治理想和政权的组织形式都大相径庭。史学家们发明了很多专有名词——“寄寓型政权”“悬浮型政权”“远拓型政权”……

寄寓政权是知名魏晋学者权家玉这几年提出的概念

不过对于普通人，也许拿“下海创业”做比喻会更好理解：东汉末年是青年野心家们创业的蓝海时代，一封衣带诏就好比汉室“全民创业”的号召。不管是军人、公务员、宗教人士还是农民，大家纷纷下海创业，试图打造出自己的巨型企业。出身不同的创业者，最后打造出的企业风格，也截然不同。

在未来的历史时期，一个人想要创立企业（成为割据军阀），要么加入农民军，要么出生在门阀或少数民族部落的贵族家庭。但在东汉末年，青年野心家们有更多的创业道路可以选择。

先说说黄巾军，这是人们很熟悉的一种创业思路：农民起义，成功率不高，但也成就过朱元璋这种知名企业家。从商业角度来说，农民起义走的是“快速裂变的规模化打法”，非常接近今天的互联网企业——农民军的平均战斗力不强，但是每攻下一片区域，都能获得大量的生力军，最后那通过数量优势让敌人应对不暇。

然而经济学的规模效益在古代战争中并不成立，黄巾军各自为战，又没有军事经验，很快就被镇压下去。一般来说，农民军政权要么覆灭，要么蜕变为传统地方豪强政权（就像元末的张士诚、陈友谅），然而东汉末年的农民军起义，孵化出了中国历史上很少见的宗教政权——也就是汉中的张鲁政权。

其实农民起义经常与宗教扯上关系，成就了朱元璋的红巾起义也是打着弥勒佛的旗号，只不过大部分起义军领袖都只是借宗教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。但张鲁政权不同，张鲁出生于宗教家庭，他本人是著名的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道陵的孙子。五斗米教是最早的道教派别，后来发展为正一道，张鲁可以说是正经的道教嫡传。

张道陵就是著名的龙虎山张天师

张鲁的祖、父都致力于传播五斗米。世代宗教领袖的身份深刻影响了张鲁，也决定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张鲁政权的性质：他在汉中建立了一个维系30多年的政教合一型政权，放弃了传统的官僚体制，用“祭酒”-“理头”-“师君”的宗教治理体系取而代之。更重要的是，其政治理想完全不同于传统军阀的“统一天下”，而是宗教意味很重的“致太平”。

张鲁始终没有称王称帝，对外扩张的欲望也不强烈，其政权更像是道教的一次小型乌托邦尝试。张鲁在位时，汉中各地都有“义社”，里面放着“义肉”和“义米”，供路过的人随意取用，而对此的唯一约束措施是宗教说教：“人若食用过量，鬼能使其生病”。另外，在汉中犯罪的人，会被原谅三次，之后才会被行刑（“犯法者，三原，然后乃行刑”）。

用创业话语来说，张鲁试图创建一个小而美的公司，试图将企业文化贯彻到公司运作的方方面面。而就像今天诸多小而美公司的结局一样，张鲁政权最后被吞并。

在孙刘曹之外，人们最熟悉的东汉军阀可能就是袁绍。他是东汉知名公族世家袁家的长子，凭借袁家“四世三公”的政治威望，在河北建立了割据政权。而世家大族的出身，也注定了袁氏政权的政治纲领：袁术向袁绍提出“天下提挈，政在家门”，袁绍表示同意，这“政在家门”就是袁氏政权从建立到灭亡，一直坚持的行动指南。可以说，袁氏政权是一个地道的家族企业——当然，古代政权全都是家族企业，不过像袁绍这样从建立势力之初就带有这么浓厚家族色彩的政权，也不多见。

“政在家门”首先体现在政权的内部治理上。袁氏虽然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割据势力，其内部的政权治理形式，却还沿袭着袁氏祖辈的那一套——也就是东汉高层政治体系。

袁家的辉煌历史

实际上，比起诸多汉室宗亲，袁氏政权反而更像是东汉的真正继承者。袁绍在河北执政时，基本上延续了其父辈在汉室做官时的做法：标榜儒家礼法，在行军作战时还把大儒郑玄带在身边；拉拢豪强权贵，被郭嘉批评为“汉末政失于宽，绍以宽济宽”。除了想把皇帝从刘姓换成袁姓，河北政权似乎就和东汉没有什么区别。

另外，袁氏政权的组织形式也极富家族色彩。袁绍治下各州的主政者全是袁氏宗亲，袁绍的长子袁谭是青州刺史，中子袁熙是幽州刺史，并州刺史则是其外甥高斡。其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也不像曹操、刘备、孙吴政权那样以地域为核心，而是围绕“谁是袁绍的继承人”展开。

而现代家族企业的弊病也在袁氏政权上暴露殆尽。过于看重血缘，很快就导致了人才瓶颈——袁绍年轻时以“爱士养名”著称，在建立政权后却很快失去了士人的支持：袁氏出身汝南，但袁绍派人去汝南迎接本籍的士大夫，效果却很差，应召者寥寥；著名的荀氏家族此前主动到冀州投奔了韩馥，而袁绍逼迫韩馥让位后，只有一个荀湛留下，像荀彧、荀衍、荀悦这样的知名士人，都南下投奔曹操去了。

这种大规模的士人离心，除了袁绍本人确实拉胯之外，很难说没有受 “政在家门”口号的影响——一个势力唯才是举，一个势力以家族为先，对人才的吸引力当然无法同日而语。袁氏政权的结局也非常家族企业：在家族内斗中消亡。

说完了三国之外的政权，也要讲讲东汉末年最后的胜利者：孙刘曹三家。

首先是曹魏，其政权的建立过程是典型的侵吞国有资产，将经营不善的汉室拥有的资源、人才，逐渐变成自己企业的。最后曹魏上市，汉室宣告倒闭。这种手法在后世有很多类似的例子，在这里也就不再多做赘述。

而孙吴和蜀汉政权又是另一套思路，现代人也非常熟悉——加盟店模式，用史学的话语表述，就是“依附他人建立的寄寓型政权”（语出权家玉的文章）。

奶茶加盟店几年前火遍大江南北

现代加盟店，是由总部提供技术指导和品牌，加盟商提供资金和店面。这和蜀、吴的创业过程几乎一模一样：孙权和刘备，都不是地方豪强出身，也没有袁绍那样的政治资源。然而，他们却能为地方势力提供一些独特的价值。

江东豪强一向与北方中央政权不合，却没有斗争的经验和手段。而军旅背景的孙家，正能提供这种割据斗争方面的技术指导，在通过平江东之战证明了自身的军事能力后，成为了江东豪族对抗北方的旗帜。

刘备的创业也类似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刘备既无地盘，也无兵力，然而他能够提供“汉室宗亲”的金字招牌，也证明了自己足以兴亡继绝的能力和意志。当刘表、刘璋这些宗亲相继覆灭之后，刘备成为唯一的汉室品牌持有者，具有独一无二的加盟价值。

这种加盟模式，自然也影响到了政权本身。蜀汉政权很大程度上靠汉室的品牌起家，因此主张“王业不偏安”，一直坚持北伐，可谓始终绷紧了“政权合法性”这根弦。而江东对抗中央的敌对心理促成了孙吴政权的崛起，所以从始至终，孙吴都是一个极富江南地域特征的“偏霸”割据政权，在政治理想层面始终乏善可陈，讲不出什么创业故事。

随着历史的演进，上述这些创业模式大多被堵死。政教合一的政权再未现于中原地区，由于中央官制的普及，地方势力逐渐被弱化，不再支持加盟店模式——唐宋以后，“地方豪强”一词就逐渐变成了一个文化概念，而非汉末时的军事概念。

争夺天下的过程不再像汉末那么激动人心，这可能也是三国的历史比其他乱世都更为人们熟知的原因之一。不过，身处太平年代的我们，还有一种办法可以体验到那个百花齐放的“创业”年代——游戏。

不少三国题材的游戏专注于战争玩法，可能没法还原出汉末不同政治理想交织厮杀的体验。而《率土之滨》最近公布了新赛季“甲子狼烟”，以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为背景，从“阵营”玩法下手，设置了东汉、黄巾、群雄多方阵营，允许不同阵营互相转换：黄巾阵营的玩家在沦陷其他玩家后，可以选择招募其为黄巾，而东汉阵营的玩家在达到一定条件后，又可以叛出大汉，转化为割据的群雄势力。

这种阵营转换的设计，显然是为了给游戏的策略带来更丰富的广度。就像我们上文中提到的，每个政权的组织形态、治理方式和政治纲领都受到其创业历程的极大影响。一个看似兢兢业业的东汉公务员，可能是真的忠心耿耿，一心想吃大锅饭；可能是不甘躺平，只等黄巾收编就去互联网发光发热；也可能两边都看不上，自立山头，顺便趁两头打得火热四处刮点油水，暗自做大做强。

时势也会影响到玩家的决策。东汉阵营开局优势，地盘大，帮手（AI）多，在前期能为玩家提供更稳定的发展环境；黄巾阵营开局势弱，地盘虽小，但帮手（AI）更强，还能转化其他阵营的玩家；群雄阵营最为自由，但是面临东汉与黄巾两方面的压力，只有把他们全部击败，才能取到最后的征服胜利。

这就要求玩家不仅关注军事上的得失，还要结合自己与周围的势力情况，进行一定的政治考量，随时改变策略。如果周围的玩家都叛离到群雄阵营，那么再坚持匡扶汉室显然不合时宜；面临黄巾阵营的逼近，同一区域的玩家们可能要联合起来抉择，是否接收黄巾的招募？还是坚持做大汉子民，甚至联合群雄对抗黄巾？这期间又必然少不了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。

不同阵营、不同类型的玩家，都可以有自己的玩法——你可以扮演始终忠心汉室的纯臣，也可以扮演墙头草式的野心家，或者早早加入黄巾，让其他玩家迎接光荣的转化……

实际上，《率土之滨》一直在对SLG游戏的玩法边界进行诸多尝试。之前我们就介绍过他们在“古代气象战”和“古代攻城战”版本，分别加入了天气系统和攻城器械，让游戏更逼近真实的古代战争。而势力转化系统的加入，更是让这种对古代战争的还原进入到了战略和政治层面——

对于一个历史爱好者，这种对局势、政治的还原，有时候或许比任何军队厮杀、疆场博弈都更让人激动。